“青山埋忠骨，史册载功勋。”
在我国的革命史上，有无数英雄人物被写进教科书，被后人永远铭记。但也有一部分人，曾经身居高位，功勋卓著，却因为特殊的历史原因，被隐没在史书的最深处，少有人知。
武怀让就是这样的一位“无名英雄”。
但如果你也深入了解这位革命先辈的人生经历，就会明白，他不该被历史埋没，更不该被后世忘记。
1899年，武怀让出生在河南，他的家境在当地算是比较殷实了，因此他从小就能接受较为良好的教育。
原本按照这样下去，他将会和那个年代的所有普通人一样，学有所成后谋个不错的差事，成家，就此过上衣食无忧的安稳日子。
可时代的洪流，早早改变了他的命运。
1911年辛亥革命推翻清朝，少年武怀让深受震动，主动剪掉辫子，在思想保守的乡村里，这无疑是离经叛道的举动。
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，反帝爱国浪潮席卷全国，正在开封、唐山等地求学的武怀让，立刻投身学生运动，走上街头游行、散发传单、宣传新思想。
也就是在这段时间，他接触到马克思主义，认定只有革命才能救中国。
1922年开滦煤矿大罢工，5万矿工奋起反抗压迫，武怀让带领学生声援工人运动，直面反动军警的镇压，在血与火中淬炼出坚定的革命意志。
次年，武怀让又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，随后又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，正式走上了职业革命的道路。
他是河南地区最早一批共产党员之一，也是北方工人运动与学生运动的重要组织者。
1924年，党组织选派一批优秀青年赴苏联学习，武怀让入选，进入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深造。
在苏联期间，他系统学习马列主义、军事理论和革命经验，还担任中共旅莫支部书记，负责中国留学生的管理与思想工作。
1926年，朱德赴苏联学习时，正是武怀让负责接待安排，两人一见如故，常常彻夜长谈中国革命的前途与道路。
这段经历，让武怀让既懂理论，又通实践，还熟悉苏联情况，为他日后承担重任埋下伏笔。
1928年，国内革命形势紧张，急需骨干力量，武怀让放弃了苏联相对安稳的学习环境，毅然回国，投身到地下斗争中去。
回国之后的武怀让，长期在白色恐怖最严重的北方地区开展工作。他先后在山东、河北、天津、哈尔滨等地担任重要职务，冒着生命危险恢复党组织、发展党员、领导工人运动。
1929年，武怀让在山东主持省委工作的时候，遭遇叛徒出卖，不幸被捕入狱。
在狱中，敌人动用酷刑逼供，想要从他口中撬出党组织的秘密。但武怀让始终咬紧牙关，坚贞不屈，没有透露半点信息。
他与邓恩铭等革命同志在狱中建立党组织，坚持斗争。
1929年7月，趁着敌人戒备松懈，武怀让参与组织越狱，在极端危险的情况下成功逃了出去。这次死里逃生，并没有让他退缩，反而更加坚定了革命到底的决心。
此后，他临危受命，前往东北担任北满特委书记兼哈尔滨市委书记。当时东北被日本侵略者虎视眈眈，社会环境极度混乱，特务横行。
武怀让在夹缝中重建党组织，发动群众，为后来的东北抗日斗争打下了基础。
多年的地下工作，武怀让练就了沉着冷静、胆大心细的作风。他居无定所，经常一天换好几个住处，随身携带的只有简单行李和机密文件。
家人、财产、安稳生活，对他来说都是奢侈品。甚至为了革命，他和妻子侯玉兰将年幼的孩子寄养在苏联，最终孩子不幸夭折，这成了夫妻俩一生的痛。
对他而言，革命早已经不是口号，而是用生命践行的信仰。
1931年，顾顺章、向忠发相继叛变，中共中央在上海的机关遭到毁灭性的破坏，大批同志被捕牺牲，中央特科几乎瘫痪。
在这最黑暗、最危险的时刻，武怀让奉命从东北赶赴上海，接手一个“烫手山芋”：中共中央临时军委书记。
这是当时红军最高指挥职务之一，统管白区与苏区的军事联络、情报传递、干部派遣、物资筹措等关键工作。周总理、朱德、项英等都曾担任这一职务，足见其分量之重。
此时的上海，国民党特务密布，悬赏重金捉拿中共领导人。
武怀让每天戴着围巾、帽子，穿梭在弄堂小巷，伪装成小商贩、职员，躲避追捕。他和妻子住在狭小破旧的阁楼里，出门买菜都要轮流放哨，睡觉都不敢深睡。
就是在这样极端危险的环境下，武怀让撑起了红军的“后方大脑”。
他领导的军委机构，源源不断地把敌军部署、武器配备、行动路线等核心情报发往中央苏区，为红军反“围剿”作战提供关键支撑。
黄陂战役、漳州战役等重要战斗的胜利，都离不开他在上海提供的精准情报与后勤支援。
更重要的是，在党内路线斗争最激烈的时期，武怀让坚定站在毛主席、朱总为代表的正确路线一边，反对王明、博古、李德等人的“左”倾冒险主义。
他多次向中央发电，批评硬拼硬打的错误战术，主张灵活机动的游击战，可惜当时未被采纳，最终导致第五次反“围剿”失败，红军被迫长征。
1935年，遵义会议召开，确立了毛主席的正确领导。远在上海的武怀让得知消息后激动不已，连声说：“红军终于走对路了！”
他没有想到，自己很快就要肩负一项特殊使命，前往万里之外的莫斯科。
遵义会议之后，为了向共产国际汇报中国革命的真实情况，纠正王明等人在国外胡乱指挥的错误，党组织决定派一名可靠、懂俄语、有留苏经历的干部前往苏联。
几经挑选，这个重任落在了武怀让身上。
1935年春，武怀让与妻子侯玉兰动身，历经艰险抵达莫斯科，参加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。
他的任务很明确：一是汇报遵义会议成果，二是监督王明、康生等人，防止他们继续干扰中国革命。
在共产国际七大上，武怀让公开批评“左”倾错误给中国革命带来的巨大损失，明确支持毛主席的军事路线，句句切中要害。
这番发言，直接触动了王明、康生的利益与权威，两人对武怀让恨之入骨。
当时苏联正在开展“大清洗”运动，政治气氛恐怖压抑，一句无心之言、一个翻译用词，都可能被扣上 “托派”“特务” 的帽子，招来杀身之祸。
王明、康生看准这一时机，开始罗织罪名，暗中陷害。
一次，武怀让参与翻译政治文件，在一个词语的翻译上坚持尊重原文，被康生故意歪曲为“美化敌人”“政治立场错误”。
随后，王明与康生联手向苏联内务部提交诬告材料，污蔑武怀让是“托派奸细”“日本特务”。
在那个黑白颠倒的环境里，这些莫须有的罪名，就是死刑判决书。
1936年8月的一个夜晚，武怀让出门后就再也没能回来。
妻子侯玉兰开门时，只听到敲门声，却不见人影。她疯了一样四处寻找，能问的地方都问遍了，得到的只有“不知道”“不清楚”“已调走”。
一个曾经身居红军最高领导层的革命者，就这样莫名其妙地“人间蒸发”了。
侯玉兰没有放弃。她在莫斯科一边打工糊口，一边打听丈夫下落，坚持了数年。直到抗战爆发后才辗转回国，从此踏上漫长寻夫路。
她给中央写信，拜访老同志，走遍大江南北，守着武怀让留下的书籍，一等就是几十年。
与此同时，武怀让的弟弟武怀谔，从20岁出头就开始寻找哥哥。
他只是一个普通油坊学徒，却凭着一股执念，从河南走到开封、郑州、哈尔滨，一边打工一边打听，足迹遍布半个中国。
他不信哥哥会背叛，更不信一个大活人会凭空消失。
新中国成立之后，毛主席也多次指示外交部，向苏联方面查询武怀让的下落。
毛主席和周总理从没有忘记武怀让，周总理也亲自过问，多次通过外交渠道交涉，可苏联方面一直以档案未公开为由搪塞。
直到1957年，随着部分档案解密，真相才逐渐浮出水面。
原来，武怀让在1936年8月就被苏联内务部秘密逮捕，甚至没有经过公开审判，仅凭王明、康生的诬告材料，就被秘密处决了。
他没有死在敌人的枪口下，却死在了自己人的诬陷与当时的政治风暴中。
得知真相后，毛主席和周总理的心情十分沉重。1957年，中央人民政府正式签发文件，追认武怀让为革命烈士。
此时，距离武怀让失踪，已经过去几十年了。
侯玉兰拿到烈士证书时，泪流满面。几十年的等待，几十年的煎熬，终于等到了组织的认可，等到了迟到的正义。
而弟弟武怀谔，从1936年找到1990年苏联彻底解密档案，整整寻找了几十年，从青丝少年变成白发老人，终于为哥哥讨回了全部清白。
武怀让的一生，是忠诚的一生，也是悲壮的一生，更是光辉的一生。他用生命告诉我们：真正的革命者，无论面对敌人的酷刑，还是内部的诬陷，都不会动摇信仰，不会背叛初心。
他的故事，值得永远传承下去，他的大名，值得后世永远铭记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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